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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煤炭生意
2020-03-20 02:28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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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了解,目前已有不少闽籍“煤老板”开始尝试多种经营规避风险。有媒体调查发现,目前山西闽商“煤老板”有3种转型方向:

2007年,山西省政府又提出3年内治理676个村庄的地质灾害。其治理办法是:挖开采空区,进行填沟造地、打井盖房。这意味着,一旦被列入676个村庄的名单,就等于拿到了可以露天采煤的“许可证”。

闽籍“煤老板”卓杏生就是一例。据了解,卓杏生旗下天赐煤业以修建“村村通”工程的名义,在山西原平采煤,造成当地林地毁坏1300多亩,耕地毁坏150多亩。大肆的破坏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并爆发冲突,造成14人重伤。

还有媒体援引其中一位被调查的煤炭企业主的法律顾问的话称,他熟悉的这位老板就是因为牵涉到被双规官员的案件,被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。在这位人士看来,当地的很多企业主和政府走得太近,官员一旦涉案,企业主往往难以独善其身。

而据太原福州商会会长黄建俤介绍,闽商较多在山西投资煤炭产业,最初萌芽期在2006年至2007年,2008年至2009年达到小高潮。

同样在不久前被带走的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郑明珠亦不例外。作为吕梁交口县多年的主政者,郑明珠经历了“福建煤帮”以露天开采方式疯狂采煤、被舆论狙击、被打击、找到“红帽子”公开盗采直到2013年以来渐渐式微的全过程。

2007年,山西开始整顿煤矿,一批浙商开始逐步退出。“大概退出了500亿元”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,随着整顿力度从2008年年底加剧,这期间进入的煤商基本上还未投产,就被“冻”在了近450座矿井里。

2009年12月出版的《闽商》杂志一篇名为《叩问商机 福建“煤老板”轶事》的文章称,“自2007年以来,200余位闽籍企业家,在山西晋中、阳泉、吕梁、朔州、大同等地,共投资约157.6亿元,轰轰烈烈地参与到农村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新农村建设项目”。

有媒体统计,从今年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被查至今,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,而这些落马官员大多与煤炭腐败有关。山西煤炭系统一位官员更直言,山西的政治生态“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”。

“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挑战。并且我欢迎国家的相关政策,欢迎国有资本进入我们煤业公司,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。”闽籍“煤老板”薛经官当时也这样表态。

山西省商务厅厅长孙跃进表示,对于在山西的异地商会和企业,应考虑如何优化投资环境,构建发展平台,让异地商户在山西的投资兴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、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、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以及亲商安商惠商的政策环境。

今年9月,有媒体盘点称,在2009年山西煤改时过5年之后,仍有一部分浙商留在山西,在此前兼并重组中获得多方共同努力而来的资源与权利。另一部分浙商则选择离开,去贵州、新疆、云南等地继续投资矿业。也有的彻底退出煤炭行业,成为“脱煤者”。

而就在今年7月,山西省商务厅组织召开“山西异地商会投资合作洽谈会”,邀请19家山西异地商会为山西招商引资出点子。

相关媒体报道称,此前卓杏生已被各地警方多次拘留、取保、释放。在2011年、2012年间,卓杏生更有多次被警方拘捕,而每次都被取保的“传奇经历”。

据了解,浙商介入山西煤矿产业的方式多是从承包村办小煤矿起步,大量的村办煤矿以“集体挂名、个人经营”的方式运营。

不过,由于山西地表生态脆弱、村庄密布、耕地较少,因此并不适于像内蒙古那样的露天开采。一些闽籍“煤老板”只顾挖煤赚钱而不顾当地生态的做法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反感。

有媒体称,当时约4000多亿元民间资本撤离山西煤炭行业,其中大部分是浙商资本。另一组数据则显示,当时浙商超过500亿元投资资本深套其中,损失超过150亿元。

在煤炭产业主导下的山西,“煤老板”向来是引人注目的群体。有媒体盘点了这些年上过媒体头条的山西“煤老板”,在此轮反腐中被带走调查的邢立斌、张新明等人上榜。

不过,少有人注意到,这些山西“煤老板”中,相当一部分并非是土生土长的晋商,而是浙商和闽商。其中,浙商煤老板多来自浙江温州,闽商煤老板多来自福建福清,也被称为“福清煤帮”。

投资环境的剧烈变化在给闽商等外地商帮带来阵痛的同时,也促使他们寻求新的突破。

(资料来源:《闽商》《财经国家周刊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经营报》《南方周末》、中新网等)

据报道,2008年,奥运会在北京召开,国家开始整顿煤炭市场,其后很多人暂时歇业;到了2009年后,煤炭价格回升,投资煤炭热又出现回潮。当时,福清人纷纷从浙江人手里接盘矿区,成为一股热潮。

这一度激起了浙商的反弹。2009年年底,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上书中央,要求对山西最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的合法性、合理性进行审查处理。2010年年初,该会又发表致全球浙商公开信,将山西省列入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名单。

一部分“煤老板”回归农业、旅游业,一方面从国家扶持农业、旅游业的政策中获益,一方面风险也小;另一部分将退出煤矿的资金,参加到各地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中,发挥规模资金的远期效益;还有一部分则转战内蒙古、新疆等地继续经营煤炭生意。

而相比之下,比浙商更晚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闽商,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。

事实上,就在山西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调查之后,有媒体称多位在吕梁有煤炭生意的企业主也因为牵涉其中被调查,其中多位为福建福清籍。媒体称,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,在山西深耕多年,涉及煤炭生意。

据了解,罗福明是山西巨能集团副董事长,闽籍煤老板代表之一。“除部分收购项目外,山西巨能投资公司在吕梁孝义等地有地质灾害治理项目,以此名义采矿。”山西本地一位能源企业负责人如此表述。

据了解,闽商早在30年前就开始进入山西创业,从茶叶、水暖阀门等小业务起步逐渐发展壮大。相关报道显示,“新农村建设”成为闽商挺进山西煤炭行业的切入口,而山西省孝义市克俄村则成为其中的第一站。

时任山西省福建商会秘书长陈水筑曾这样评价山西煤改:“山西煤改是一次具有国家高度的政策,这是一次煤炭调整、结构转型。王君省长来以后政府出台这个政策,带来更多的是机遇、是希望。”

相关报道称,2007年,山西一家当地媒体曾揭露交口永远庄盗采惨状,同年7月,山西省政府被迫下文,禁止“以治理地质灾害等名义盗采资源”的行为。但相关行为并未真正停止,而是在勾结、收买监管者之后,继续私采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和浙商“公开讨说法”不同,虽然2009年同样遭遇了山西煤改“国进民退”风潮,闽商却持另一种态度。

相关数据显示,2005年到2007年,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达到最高峰,涌入资金约1200亿元,收购了当地60%的中小煤矿。

“在山西做煤矿的闽商百分之九十以上做的都是露天煤矿。露天开采初期投入成本高,但比较安全。因此,他们在选择收购矿区时,都只考虑露天煤矿。”何荣说。

山西省福建商会会长余乃安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,目前反腐已经给闽商带来很大影响,百分之七八十的闽籍煤商生产处于停滞状态。与此同时,由于煤炭行情很差,煤商连成本价也保不住,基本处于赔钱状态。

克俄村这种废弃矿区治理模式后被当地政府推崇,成为“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”。从此之后,“资源换新村”的露天采煤在山西开始遍地开花。

“以矿山治理等名义开采资源,这是山西省方面明令禁止的。”有山西煤炭企业人士称,福建人创办的“露天采煤”,很难拿到正规的煤矿手续,必然导致更多的“公关”。

2012年,福建“煤老板”罗明福在酒店强迫小姐吸毒致死,后通过全国政协委员郝建秀买通警方平事,此事曝光后曾引发太原警界的官场地震。

作为山西铝厂的主矿区,30年的开采使克俄村被矿渣坑和渣山包围。2006年,福建福清商人和克俄村村民达成协议:福建商人投资回填部分矿渣坑,为克俄村民建设新住宅区;作为交换,村民全部搬迁到新村后,福建商人将开采原来宅基地下压覆的煤铝资源。

有媒体统计,闽商大规模进入山西开展露天采煤后,和当地村民的肢体冲突曾一度常态化。

作为后来交口县被选中的开采主体,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曾在交口县桃红坡、双池、回龙统领并成立了鑫建、晟凯几个煤矿。今年3月,山西省原纪委书记金道铭被宣布接受调查后,晟凯和鑫建的福建老板都已失联。

另据报道,在去年山西煤、焦、化、有色领域企业就已严重亏损,煤炭工业亏损面达到42.6%,企业亏损额达到169.6亿元,同比增长48.3%。

2009年,山西出台《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》,对山西煤矿进行大规模整合。兼并重组后,山西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,都将被收归国有或国有企业控股。一千多家由民营资本经营的煤矿被迅速叫停,国有资本强势进入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的“五大商帮”之一,浙商一直以来以嗅觉敏锐见长。早在2002年,本地投资受阻的浙江温州的民间资金开始流向煤矿投资。此后,随着煤炭价格开始好转,浙江温州商人开始一带十、十带百地进入山西大规模投资煤矿。

另一位闽籍“煤老板”何荣就非常认同与国企的合作。他说,这个合作最大的益处是能够利用国企一整套规范生产的制度,包括对矿区百姓的赔偿标准、补助措施,以及对矿区工作人员的管理、矿区作业标准化流程的管控等。

上述文章提到,仅在2008年,山西全境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拆迁任务共涉及11区市,112个项目。其中承接相关工程的大多数为闽商。

2010年,卓杏生因“非法占用农用地罪”被山西省原平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,缓刑三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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